卸任后的李瑞环  在家中练习书法

亲笔题签

部分书摘：

“有些真正可贵的东西，很可能就是你看不惯的东西。”

“我向来不赞成随便划分‘左’、‘右’的做法。一般的是非问题不能说左和右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何况现在许多问题到底怎么看还在实践、研究过程中。”

“古人主张‘每有大事，必相咨访’、‘用人之言，若自己出’；并认为‘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’。”

 “历史上整文人最厉害的往往是文人，特别是有威望的和掌了权的文人，反动统治者往往利用这一点使文人自相残杀。”

“一个单位、一个地方之所以鸦雀无声，或者普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，固然有社会风气的影响，但根子在领导身上。”

 “待人以诚而去其诈，待人以宽而去其隘；作为领导更要有宽广的胸怀，诚恳待人，平等待人，一视同仁，知人用人，要看的远一点，想得大一点，心胸宽一点，姿态高一点。”

“我们是历史中的人，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，我们现在评价历史，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。”

这本书是最近搬家时偶然翻出，雪藏多年，几乎全新。通读一遍的感觉是领导人讲话比较接地气，如果接到现在的此时此刻，最大感触是，当下确实不需要人为划分左右——大家已经自觉分化成所谓“宇宙真理派”与“普世价值派”，或谓“保守阵营”与“自由阵营”、“主旋律”与“好声音”。

所以中国的舆论每天上演左右互搏，双反各自眷养水军（左派尤其兴风作浪），他们在口水狂飞的对战中，肆意荡漾。普通民众要么是看客，要么是炮灰，还有很多人根本不关注。

只说关注的受众，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，更多倾向后者，而且深信不疑，所以问题随之而来。

民间一直是普世派占据上风，真理派在网络尤其是微博上，被骂的焦头烂额。然而自从薛蛮子“凑巧”被抓，真理派趁势反戈一击，在私德上大做文章。其实人们都知道问题与私德无关，李银河博士分析的很有道理，薛老爹很可能只是体验行为艺术。

在现实中，左或右这种表面的招牌旗号也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，而是这些商标背后究竟隐含了什么。想起大学法理课上，老师聊起20多年前的敏感事件，他当时认识“高自联”之流，但是拒绝了加入他们的邀请。原因正是亲眼见到这些沽名钓誉的所谓组织成员，在职务官职分配发生分歧之后，哭天抹泪、原形毕露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声称痛恨体制，但是和他们批判的体制，反而在价值观上志同道合。

记得有学者讲过，左和右不重要，因为重要的是“权力”——非常值得我们旁观者、每天活在媒体煽情的世界中，重新认知这个问题。

其实问题不止如此，凤凰卫视很久以前的一个栏目，嘉宾聊到关于上古时代的传说故事。著名领袖人物“舜帝”在荣登宝座之前，受尽各种艰难困苦，甚至弟弟与后妈一直想方设法加害于他，但是舜帝每次化险为夷，而且宽恕了亲人的罪行，被奉为道德美谈。这些描写不过是古人口耳相传的溢美之词，但是让狡猾的现代人去解读，很可能变成舜帝与他的团队，进行的精湛表演，并且大获观众好评。

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数千年来即使不是群魔乱舞，也是阴谋家与野心家的乐土。史书说的群雄逐鹿，这个猎物就是问鼎权力。文雅的说法是，诸神之战、人间遭殃。

现在的人们很难相信宇宙真理，所以同样道理，标榜普世价值究竟是否真的普世。民众至少有怀疑的权力，因为民众一直被政治玩弄。无论什么阵营，无论什么动机，但凡煽动他人都是危险的信号，文革如此，20多年前的学生领袖也是如此，今天的舆论混战可能一样如此。

很多中国人经常说，日本的社会土壤决定了他们的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那么请问，国内公信力严重下降、坊间声名狼藉的政府形象，是什么样的土壤造就的？人们批判“体制内”烂到家，那么在逻辑上，能否推出“体制外”就是圣洁的民主乐园——或者反过来说，有什么样的体制内，就有什么样的体制外？

例如在网络上，很多网友同情抢劫银行杀人的凶犯，主观臆断他们是弱势群体，被社会逼上绝路。这里也包含中国人自古就有的“侠客情结”，他们感慨这些“侠客”为什么不对贪官下手，所以让他们扼腕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“劫贫济贫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一定的，因为弱势群体并不是固定界限的真实群体，人们以为的弱势群体很可能会对更弱势的群体转嫁危机。

政治上也是类似的，人们以为的民主救世主，卸妆之后的素颜，有多少粉丝晓得真面目。建立新体制，当然要取代旧体制，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，颠覆旧体制与建立更好的新体制，实际是两码事——最典型的是上世纪60年代，破坏一切、妄图日月换新天的“伟人”。如果不能常识（通识）思想启蒙在前、讨论普世在后，或许与当年狂热膜拜宇宙真理，在历史上留下的评价可能是一样的无知——尤其在这个阴谋与权术弥漫的神奇国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