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 Tragedy of Ming Dynasty

1640,A Year of Signification

法国剧作家Pierre Corneille在1640年创作的经典悲剧《贺拉斯》

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，并不是在蒙昧、无知、沉睡的梦魇中死去，而是在“集体无意识”的清醒状态下，等待毁灭的降临。也许会有涅槃重生的一天，只是也许。

17世纪的明朝，国事蜩螗，但是社会转型之契机，启蒙思想之迭出，也许会有奇迹的可能；也许只要“生还”成功，中国可能会在接续的两个世纪里，衍变为东方的“日不落”帝国？！然而这一切只是也许；我们今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：崇祯十三年——公元1640年，亚欧大陆的彼端：英国觉醒。

明朝灭亡的悲剧

我们现在以明朝灭亡前夕的崇祯十三年为例，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细节，为四年后的崇祯之死埋下怎样的伏笔。史书《国榷》记载，明思宗（崇祯）下旨告喻户部、都察院：

“近来直省告饥，而畿辅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，又有百姓茹土食菜，并无菜色，且剜肉爨骨，殣以泽量，言之堕泪。”

民众连年遭遇饥荒，明思宗（崇祯）颇感震惊，并且设法赈灾、体恤黎民，虽然初衷如此美好，然而结果让他只会更加震怒。

“天灾流行，人谋感召，贪婪助旱魃之虐，繁苛鼓冯夷之波。民生其间，勿死何待。近虽屡颁轸恤之诏，充耳不闻。今闻惰媮者玩世不遵……各地方官给发积谷银钱若干？赈济招徕流徙复业若干人？田地荒芜，有无给种买犊，多方开垦？富室乡绅，果否输资发粟，设法鼓劝？蠲停钱粮，曾否榜示通知？……务要减从躬行郡县察勘，即以地方饥徒之有无，察官属之殿最。”

上文的叙述足以表明朝廷的一片苦心，但是中央下达的政令，到各地执行的阶段，已然面目全非，貌似天灾，更是人祸。人们会发现，崇祯作为君主不仅用心良苦，而且用心缜密：“给种买犊、多方开垦，输资发粟，设法鼓劝，蠲停钱粮（减免赋税）、榜示通知”，可以说崇祯在赈灾事件的表现是比较称职的。

所以我们就要疑问：“如果说地方的官员人心大坏，导致天下大乱，当然难辞其咎。可是为什么中央的皇帝爱民如子，也不能挽救国家的败局呢？”——简单的说，制度决定。因为制度不变，统治者思想不变，仅靠一人或数人（贤人政治）之私德，纵使力挽狂澜，倘若人亡政息、或半途而废，亦将无济于事；而民众心变，则天下变。

崇祯皇帝不近声色犬马，例如《明史》记载“不迩声色，忧劝惕励，殚心治理”；每天批阅大臣的奏章直到深夜（旰食宵衣）——崇祯可能是中国勤政效率最高的君主之一。然而他自己一定不会想通，为什么按照儒学先贤的教诲，行“孔孟之道”——克己复礼，仍然难逃亡国之运。

实际上，在他继位之前的天启末年（明熹宗年号），不堪忍受的穷苦民众已经爆发此起彼伏的起义；从他继位（崇祯元年）伊始，北方各省相继发生持续性的旱灾与饥荒，导致起义愈演愈烈。崇祯二年，陕西起义军领袖高迎祥的外甥李自成（党项族，自称西夏王室后裔）原本是银川的一名“驿卒”，结果驿站遭到裁撤，失业的李自成干脆杀死当地官员，加入了义军，并且在高迎祥死后，一跃成为领袖核心人物。

到崇祯十三年，李自成高举“均田免赋”的旗帜——尽管和崇祯的勤政爱民、仁政的理念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，李自成并没有信奉启蒙进步思想。然而在形式上，对广大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——可见君主专制的内在是很脆弱的，古今中外的独裁者，最害怕“独立的思想”、“觉醒的民智”、“反对的声音”。所以君主专制政权最信任外在的“国家机器”，比如军队，中国古代很多“圣谕”的开篇都会写“军、民、各色人等”，你会发现“军”一定放在“民”之前。

因此崇祯无法明白，也从未想过，龙椅背后的体制究竟如何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最终在1644年（崇祯十七年），起义军势如破竹，攻入北直隶（今河北）、顺天府（今北京），崇祯在群臣不朝的哀鸣中，亲手杀死16岁的长平公主（实际是砍伤后死去），说出后人经常提及的名言“汝为何生于我家”；随后扔掉皇冠，脱下皇袍，披发遮面，与最信任的宦官（王承恩）自缢殉国。起义军占领皇宫后，发现崇祯的“遗诏”：“勿伤百姓一人”。然而直到临死，崇祯仍然顽固地认为“皆臣误朕”。

欧洲传教士想象的中国皇帝（崇祯）刺死自己的女儿（长平公主）

悲剧的背后：镜花水月

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，为什么说崇祯死于体制。在此之前，务必要从思想文化入手，解决卷一所引出的问题——民本与民主。认清“儒学的民本思想”与“近代世界民主思想”的区别，就可以解释中国君主专制的宿命。

浅析一、“民本”不等于“民主”。民本思想固然是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，加一个最字也不为过。但是就其核心来说，民本思想只是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最高的哲学智慧。

春秋时代的《尚书》有句名言：“皇祖有训，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这句话被视为中国民本思想之先河。巧合的是，民主一词也是最早出现在《尚书》之中：“天惟时求民主，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，刑殄有夏”。请注意后半句，成汤即商汤，这句话是赞扬商朝建立者，讨伐无道之夏，商汤顺应天意，不负天命，为民作主。

所以这里的民主不是民众自己做主，是君主为自己做主，正好可以解释儒学倡导民本思想的真实动机：创建并维系天下的秩序（礼制、王道），实现的途径和统治的方法是以民为本，因为民众是国家统治的基石，君主才是国家的主人（实际所有权人），礼制与王道的终极受益人不是万民，而是位于天下秩序顶端的君主。所以儒学思想的世界观，君与民是对立的。君主是“天子”，天赋君权，例如西汉董仲舒主张的“天人合一”，民本思想没有超越“君主有其国”的理论藩篱，所以《尚书》还有一句话：“惟天生民有欲，无主乃乱。”——这里的“主”可以作宽泛的理解：君主、国家、政府，但是在专制时代，显然指的是国君。民本思想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，劝诫统治者行善——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，达于上下，敬哉有土；民主思想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，与公权力（国家、政府）平等的对话。

不过，民本思想诞生之时的儒学思想，的确顺应了社会时代的发展，“君主专制”在当时并非逆历史潮流的政治体制，而且民本思想的初衷是用道德约束君权，比如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、“天听自我民听”、荀子的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等等。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中古时代最先进的文明（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居于领先地位），应当说“民本思想”功不可没。

浅析二、民本思想的民，是民众的泛称，强调的是所有人的集合，只是一个相对于君主的整体。民主思想的民，强调的是每一个法律上的公民。今天，法律上的公民既有权利，也有义务；但是中国的政治观念自古强调民众“不可以做什么”，却很少提及“可以做什么”的权利主张。声称是儒学正统继承者的程朱理学，更是以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为最高道德境界，程朱心中的天理实际就是君主专制本身，为了维护所谓的天理，必须放弃自己一切的私欲，包括自身的合法权益。（可参考卷一）

浅析三、民本思想依托的是道德，民主思想依托的是制度。君主专制的制度，就是没有制度。因人废言，引例破法，甚至皇帝临时的口头“敕谕”，比法典的律法更有优先效力。原因无他——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。前面提到民本思想的初衷，对君权只有道德上的约束；而民主对君权（可以理解为国家公权力）则是制度上的限制。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是“宪政”——这也是民本与民主的根本区别。

浅析四、民本思想始终在遵循一个定律——可以兴一时，不能行一世。儒学追求君主只要遵循孔孟之道、以民为本，就可以成为“道德楷模的君子”，并且始终着力于如何教化君主，并且相信君主可以被教化——所以君主只要得道，天下就是治世；君主失道，天下就是乱世。由此可见，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，实际是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。一言以蔽之，儒学的种种理想主义（贤人政治），反而往往变成“粉饰太平”的虚伪装潢。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时代的命运，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口号——镜中花，水中月。

浅析五、儒学预设“君权至尊”，甚至是“至善”的化身——至尊的权力就是不受任何“监督制约”的“极权”。儒学希冀于君主自身的道德约束，自我纠偏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毫无疑问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，必然导致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时代多半是一种幻想。

近代民主预设“君权至恶”，所以才会有“无君共和”，至低也是“虚君立宪”。今天，民主思想要求“将特权关在笼中”、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”，这一切的初衷，都是建立在国家公权力如果被滥用、未必为善的前提下。

浅析六、民本思想之所以沦为空谈，正是因为与儒学自己的天下秩序“自相矛盾”。专制时代秩序的核心在于“君权天授”，“官权君授”，所以国家政权对民众“无义务”，民众对国家“无权利”。近代民主思想提出“天赋人权”，实际是“国权民授”，这就是后来实行宪政、议会选举、分权限权的理论渊源。国家对公民负责，而且是在制度上决定国家只能对公民负责——所以民主思想才是“真民本”。

以上六点可以回答崇祯的悲剧根源。全国各地的官吏之所以腐败盛行，是因为手中的权力不是民众赋予的，不必对民众负责；崇祯自己所谓的恤民疾苦，是出于儒学的道德规范，并非在制度设计上、君主要对民众负责，对于实际效果而言，史书最终给出了口惠而实不至的评价。

天下亿万人之安危，均系于一人（一家）之身，岂能千秋万载？如果民众遇到贤能的明君，社会清明，普天同庆；如果遇到无能的昏君，暴政不仁，礼崩乐坏。民众的福祉，竟然全赖君主品德之运气，中国一直在这样的轨道上运行。然而崇祯的时代，起义军也承认他“君非甚暗”，但是崇祯和他的王朝仍然在“天塌地陷”之中，化作尘土——说明当制度腐朽到一定的程度，民本思想是无效的，这就是君主专制本身决定的悖论。

不要说明末的时代，即使唐朝的开元盛世，已经是后人少数歌颂以及神往的岁月。唐玄宗本人励精图治，民本思想得以贯彻，完全按照儒学的预想，一切顺利；结果唐玄宗还是唐玄宗，但是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彻底粉碎——缺乏制度的保证，只看重道德自律的儒学及其民本思想，无异于海市蜃楼、昙花一现，甚至不堪一击。同一个君主尚且如此，何况中国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五百多名帝王，到底有多少约束自己拥有的极权，衷心执行儒学的思想？

明代官员（士大夫）

民本与民主并非对立

民本思想的“人文主义光辉”与近代民主并不排斥，反而有很多共通的价值观，这也是为什么明末会出现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，他们已经顿悟，儒家思想标榜的“天下为公、大同社会”，在君主专制的框架下，永远不可能实现，必须也只能诉求于新的制度——东方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民主转变是存在可能的，明末启蒙思想正处于这一转变的过渡阶段。

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，东方文明自我孕育的民主萌芽，在中国的土壤里终究是夭折了；等到19世纪末，民主确实是舶来品。所以现在讨论明末启蒙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——无论是否存在“中国模式”，都不可以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。无数历史学家和学者，反复强调认为的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、所谓特殊的国情，实际是近四百年来，“继承明代君主极权思想衣钵的清代，统治中国的模式”。实际上，清代留给后世最惨痛的教训是，不可以孤绝于世界，反而要与世界“见贤思齐”。

所以大家需要重新审视：自从16世纪嘉靖年间的学者黄绾，正式提出“君主亦民”的理念，否定君主的神格、质疑君权思想的开端——可以说是民本走向民主的转折，时代的节点。因此明末的黄宗羲一代人，既不是孔孟，更不是程朱，他们毕生秉持的政治梦想，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里程碑。

17世纪的中国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沉睡中死去。他们中间已经有人从梦魇中惊醒，起身寻找新的梦想。

因为探讨的是“假说”，明末启蒙思想究竟是近代“民主”萌芽之开端，还是传统“民本”思想之延续，不必立即得出明确的答案——最近看到余英时Ying shih Yu在《环绕着“李约瑟问题”的反思》一文，指出更科学的看待历史的角度。李约瑟是著名的汉学家，著作《中国的科技与文明》，同时提出“中国的科技一直领先于欧洲，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？”他自己的观点没有说服自己，所以成为一道历史难题。余大师认为，与其直接回答东方是否能诞生现代科学，不如回答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。

同理，近代民主出现在欧洲，所以我们也要从欧洲的历史得到启示。崇祯十三年，是欧洲的1640年（西元纪年），是英国是从专制走向宪政的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