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微史 特别篇

爱琴海 米诺斯文明（克里特岛壁画遗迹）

欧洲最早的海洋文化，与后世的迈锡尼、古希腊文明，在欧洲文明起源上留下绚烂的一页

真伪海洋民族：日本与欧洲的“悖论”

如果对比欧洲文明之师、历史上辉煌一时的“腓尼基人Phoenicians”——曾经驰骋地中海的“海洋民族”，你一定会发现日本文化的特殊性。海洋民族有两大显著的特点：航海与经商——但是在日本民族的形成过程中，几乎难觅踪影。日本在历史上，虽然数次穿越海洋的波涛，更多的是为了“追逐”彼岸的陆地，而不是“通过驾驭海洋，控制四方的贸易航线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古代的华夏（汉）民族，更具有“海洋属性”——比如唐宋时代的“海上丝路”。因此也有观点将日本定义为“海滨民族”，这也是日本与古希腊等欧洲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。

也许，日本民族的祖先是从亚洲大陆“航行”或者其他途径“迁徙漂泊”到今天的日本列岛，并且建立了初级的国家形态，随后在近两千年前的岁月里，他们对陆地扩张产生的“痴迷”显露无遗，几乎占据了整个民族记忆的全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日本民族的信仰建立在“农业祭祀”之上，或谓典型的“农耕民族”信仰，例如日本最高规格的神社、祭祀丰收与神武天皇的伊势神宫——总之，日本不信仰“海神”，在中国文化到来之前，日本也从未思考过海底可能有“龙宫”的存在。

日本对海洋的敬畏和恐惧，很可能多于单纯的崇拜。众所周知，日本列岛的自然环境相对于大陆的生态严酷的多，例如日本所有的岛屿都处于西太平洋活跃的地震带之上。英文的海啸Tsunami一词，正是"日文海啸的平假名音译"。所以日本民族文化深陷于生存灾难的危机意识，例如上世纪70年代，知名作家小松左京（1931-2011）的科幻小说《日本沉没》（两次搬上银幕）正是日本民族潜在忧患意识的写照。

非常有趣的一点，日本创世传说“天孙降临”的众神之山“高千穗峰”（今天九州岛宫崎县境内），也印证了日本“爱山不爱海”的民族起源，日本自己的原创名称——大和（やまと）实际意思为“山边或者多山的地方”。

然而，凡事没有绝对。网野善彦教授认为，远在弥生时代，日本并非单纯的稻作文化，一样充满了海洋文化；而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（1760－1849）的名作，“富岳三十六景”之《神奈川冲浪里》运用西洋绘画透视原理，被后人称作“日本民族精神”的展现——画面的渔船几乎被浪涛吞噬，但是象征了人与自然搏击的坚毅品格，隐喻了日本近代正在崛起的社会背景与事实。

与日本的“山川海滨文化”相比，中国更像是陆地与海洋合一的“复合文明”。中国在民族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，海洋文化赋予了汉文化坐标与基石。最直观的事例，汉字中大量有关商业、贸易、经济方面的文字形式，都会出现海洋文明的代表物——贝壳，比如“财、赎、贩、赚、购、赠、贻、货、贷款、商贾”等等。但是中国的政治模式特质，文化越到后期，陆地属性越来越显性，海洋属性越来越暗淡，最终逃遁隐形——因此中华帝国的崩溃开端，正是来自海洋。

日本浮世绘名作《神奈川冲浪里》

政教合一与神学极权：日本与欧洲的“大同”

这里的欧洲仅指“中世纪”——日尔曼Germans诸民族摧毁“古罗马文明”之后，统治西欧的时代（不存在希特勒等纳粹主义者定义的雅利安人Aryan，历史上真实的雅利安人很可能不是日尔曼人的唯一或者直系祖先，德国人也只是原始日尔曼民族的一支。纳粹信奉的雅利安学说，已经在上世纪被人类学家抛弃）实际上，日尔曼民族建立的中世纪诸国，正是今天西欧各国的前身。

欧洲一千年的中世纪，被称为神学统治时代，英文是Dark Age，象征欧洲历史的漫长黑夜——这是文艺复兴之后，人们站在古希腊、古罗马等欧洲早期文明消亡的角度上做出的结论。不过，《全球通史》的作者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（1913—2004）认为，欧洲正是因为中世纪的“黑暗”，才会在未来创造出新的制度、孕育出近代世界的可能。这个观点可以反观中国——欧洲最黑暗的时期，正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刻，两者截然相反，世界东西对比，鲜明强烈。然而人类进入近代之后，双方性质发生了互换，结论颠覆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中世纪的开端并不黑暗，反而顺应欧洲社会发展的浪潮。日尔曼人长期作为被殖民统治的民族，由反抗到最终摧毁日益腐朽的罗马帝国，是历史的进步。在此过程中，大量民众皈依的基督教，起到了正义、积极的推动作用——中世纪应当“正名”，更应该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。问题是在于此后的欧洲，确立了“政教合一”的神学统治，在中世纪的后期，严重阻碍甚至是绞杀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。世界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、民主启蒙的思潮，都是建立在反对神学统治的根本原则之上——古代与现代、神与人。

16世纪末期，葡萄牙传教士赠送日本领袖人物“织田信长”的世界地图

神学统治的本质是思想“一元”，必然导致“极权”

欧洲中世纪的政治体制，表面上没有选择类似中国的“中央集权制”，欧洲长期处于分裂格局。即使一个国家的内部也很难实现统一，例如德国历史上的“神圣罗马帝国”（所谓第一帝国）君主在初期一度掌握实权，但是在更主要的时期，皇权名存实亡、帝国分崩离析（与日本的情形有些相近）；一直到1871年，诸侯国普鲁士最终统一德国。

然而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本质，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却是完全一致。因为当时的最高主宰者——并非各国的君主国王、公侯贵族，而是教皇与罗马（梵蒂冈）教廷——分裂的欧洲诸国，在教廷的神学统治之下，反而成为一体，走向极权政治，这就是“黑暗时代”的黑暗由来。因为神学极权导致的“一元文化”、如同桎梏枷锁，世界任何其他宗教都被视为“异端”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要被禁毁消灭；尤其是近代“独立思考的哲学思想”诞生，天赋“神权”还是“人权”的矛盾，达到历史的高潮。

中国文明尤其是前期，政教分治，各种族、各阶层，在“一个中国”的框架内，允许“和而不同”——千江水映千江月，成功避免了宗教迫害和神学极权。儒学最初是一种学说思想'，即使汉代的“独尊儒术”，实际仍然是“政治主张”，并非宗教。中国文明后期，“理学”成为明清时代的“国学”，在世俗社会中反而起到了“宗教的作用”——说明中国开始由光明转向黑暗，与欧洲的中世纪趋同。

再看日本民族，“政教合一”的历史更为明显，只是一度在“汉化政治”的外衣下，形似中国而已。天皇家族在日本民族宗教（神道教）的信仰中、被认作是统治人间的最高神祗——所谓天照大神（太阳女神）的子孙，因此天皇是国君与教皇二合一的化身；神道教的中心主旨，就是维护天皇君主制的统治。

日本国家的建立与神学统治的确立是互为一体的、同时的。之所以天皇家族迄今仍然是“万世一系”，根本原因正是神学统治的政治体制——日本进入幕府时代之后，天皇已经不再是实际统治者，按照我们自己的中国风格，原先的君主世袭应当也只有被“革命”，即使这一代保留“傀儡”身份，后代终究难逃“改朝换代”。然而我们发现，幕府政权无论怎样兴替，天皇家族的世袭始终被延续；无论是谁掌握实际权力，都不会废除天皇家族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。真正的原因就在于：一旦天皇家族彻底垮台，日本的政教合一随之终结，国民信仰崩溃，幕府的实际统治也不会成立。所以出于自身的制度设计，天皇作为“神学统治的旗帜”，必须存在；幕府将军甘愿只是“将军”——这也是日本文化“舍名求实”的体现。

日本近代的“维新创世”，仍然是基于政教合一的狂热本质。推翻幕府的志士仁人，率领下层激进武士，动机并非是终结君主制，反而是认为幕府的腐朽统治，导致了日本的民族危机、已经是阻挠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罪魁。所以他们要用欧美近代的新思想、新制度，重新塑造日本，让天皇再次登上“人神合一”的政治宝座。

1945年，日本战败。裕仁天皇被迫发表了《人间宣言》，承认天皇“是人不是神”，但是天皇制度按照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被保留下来。美国作家诺玛·莫尔德《在垂死皇帝的王国：世纪末的日本》一书写道，“此时对天皇存在的理解，已经从当代资本主义资本运营的角度来考虑：股票……银行……”——天皇实际是可有可无，或许，日本文化的真相，从诞生之刻起，一直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下。

以上关于宗教的论述，仅作为”学术讨论“，不代表对世界任何宗教持有预设的政治立场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：“我爱我师 更爱真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