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微史 特别篇

日本与中国如果比喻为“形似神不似”，那么日本与西欧或多或少存在一些“神似”。两者相距数万里，却在文化的灵魂深处，很可能具有相似的属性，尽管程度不同，甚至也存在悖论；但是与中国的历史进程相比，日本势必无法走上一致的道路——殊途异归，不与众同，这就是日本。

画册的启示

欧洲中世纪最负盛名的标志——城堡。家喻户晓的德国“新天鹅城堡”，经常登上国外旅游画册的封面，例如英国Dorling Kindersley出版公司的系列丛书。

无独有偶，当你看到日本历史画册的出版物，战国时代的名城（日式城堡）俨然成为当地的象征、或者地标性建筑。虽然风格是东方样式，但是性质在历史上与欧洲如出一辙。

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城堡？是不具备建造技术？不舍得建造成本？还是缺乏“建筑美学”的想象力？显然，日本比中国更不具备条件更符合逻辑。因此，中国实际是“非不能也，而不为也”——背后掩藏着深刻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制度。

在此很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：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博士，认为“中国长期滥用外国历史术语”，包括很多已经约定俗成的定义——最典型的就是“封建社会”一词。他指出所谓“封建”，出处是日语针对英文Feudal Society的汉字翻译，用于日本自己的中世纪时期。黄仁宇反对中国的中世纪直接套用封建社会，他主张先秦时代列土封疆的“诸侯分封制”，更接近欧洲史学的原意。

所以不难发现中国与欧洲的历史，不可以简单等同，因为文明的孕育形成、社会结构的演变进程，差异巨大，在此不作展开。重点在于日本借用欧洲历史描述，要比我们恰当许多，这也是中国长期忽略的问题，我们更多关注中日之间相近的文化渊源；但是日本民族的内在世界、思维模式、社会理念、政治道路，与我们不说大相径庭，也是差异明显。

城堡政治：中央集权的反义词

日本历史上并无“筑城传统”——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城郭、城墙。即使在飞鸟时代、奈良时代，中国的文化、制度、技术大量传入，日本对“城”的概念依旧局限于皇室居住的“宫城”、初级军事防御设施“水城”，首都的外侧虽然出现“城门”，但是仍然没有连接城门之间的城墙。

进入平安时代之后（日本从奈良迁都到京都），时代背景发生了戏剧性变化。新兴势力——武士阶层的登场，从活跃到叛乱，开始动摇天皇“律令制”的统治基础。平安时代末期，武士首领平清盛掌控了朝政，成为“武家政治”的鼻祖。大权旁落的天皇号召其他武士集团与之抗衡，其中平氏的世仇源赖朝一派脱颖而出，进而爆发了“源平合战”，最终源赖朝一方获胜，然而天皇被再次架空，并且彻底沦为傀儡——源赖朝在京都之外的城市“镰仓”，建立了实际意义的中央政府，日本从此进入了“幕府时代”。

日本最早的“军事要塞”建筑，正是出现在朝廷集权崩溃、“源平合战”的时代，并且在实战中发挥了相当有效的作用，这不仅仅是巧合。

从镰仓幕府到室町幕府，武士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，城堡的修筑技术也在不断更新。随着室町幕府在全国失去支配权，日本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“战国时代”。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在自己居住的卫城，最早修筑过军事暸望性质的“石砌楼阁”，成为城堡发展的新方向。

当时的日本在“军阀”混战中四分五裂，所有的地方势力出于防守、巩固疆土、显示实力的需要，凡是自己的“治内”，各级武士领主都会修筑城堡，同时作为当地的统治据点——领主与下属武士居住的场所。城堡的主体建筑——最高的楼阁称作“天守或者殿守”，今天也称为“天守阁”；周边外围附属的阙楼称为“小天守”。

其中最显赫的成就，正是“巨型天守”——“山城”（山地城堡）的诞生。顾名思义，建立于山顶，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“西欧的城堡”。最知名的有世界遗产“姬路城”，以及曾经存在的“安土城”等等。

实际上，一直到古代社会结束，日本始终是有城无墙，从未出现过“完整的”中国城市形态；但是另一种“城”——以堡垒、要塞为前身的形态，却改变了日本近千年的政治轨迹。请注意：日本从中国引进的政治模式——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政权体系，在瓦解与崩塌的过程中，“军事堡垒的雏形”不期而至，貌似没有关联，但是并非牵强附会——日本城堡最辉煌的时期，恰恰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为零、甚至为负的阶段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代。

等到丰臣秀吉“天下统一”，再到德川家康“元和偃武”（元和是当时的年号）中央（幕府）的统治恢复，“山城”的地位开始下降；城市中央或者周边逐渐兴起“平城”（平原城堡）。最有名的是“大阪城、名古屋城”，以及曾经存在的“江户城”（江户即今日的东京）。

日本城堡的总体进程，是由单纯的防御设施最终演变为“武家政治的决策中心”、“民政与财政的议事中心”，甚至成为“国家政治中枢”——完全脱离、取代君主国家皇宫的建筑实体——这也是与中国类似军事功能的建筑（长城、城郭的箭楼）两者的根本区别。

建造中的“信贵山城”，战国时代

现在就来回答为什么城堡（超越军事意义的堡垒建筑）不可能是中国历史的产物，也就是日本可以适用欧洲“封建”定义、而中国不能的原因——关键在于中央集权制度。黄仁宇博士非常赞成汉学家李约瑟提出的“官僚主义”说法，但是“从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对全国实行垂直统治”来看，中央集权制更为准确。

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被称为“封建采邑制”，人们最熟悉的名言——“我的附庸的附庸，不是我的附庸”。政权的运作不是依靠对君主效忠的地方政府统御民众，而是地方的“领主”，占据土地资源，建立“城堡与庄园”，对民众课税，政治处于半独立状态，统治世袭，国王只是他们的共主。欧洲一千年的中世纪，只有法兰克人建立的“查理曼帝国”短暂统一过西欧，昙花一现。此后的欧洲再也没有被置于同一个政权的统辖之下——近代拿破仑出现之前，几乎没有人敢于尝试。

中国统一之后确立的国家结构“郡县制”正好相反，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是垂直的。早在先秦时代——最接近欧洲封建采邑的时期，中国已经出现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思维，只不过实践者是取而代之的全新政权模式——中央集权帝国。

日本经过大化改新，确立中央集权，可以被形容为“中国附体”。以皇权为核心的“律令制”，可以看作“汉化政治”的最高峰。但是“附体”并非日本文化的“真我”，当中央集权崩溃之后——天皇成为“世袭傀儡”，日本诞生了符合自身的政治体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日本名义上不存在“改朝换代”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“万世一系”——这是日本既不同于中国，也不完全同于欧洲的独特文化：“二元政治、影子政权，舍名求实”，背后的原因将在后篇讨论。

日本幕府时代的国家结构，被称为“幕藩体制”。代表中央的是幕府，代表地方的是藩国（战国时代的领主被称为“大名”）——有中央而不集权，幕府通过“世袭”的藩国统治民众，所以城堡必然成为幕藩体制的产物与象征。每一座城堡包括受其支配的农庄、城市、港口，都可以视为享有自治权的政治实体——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。城堡尤其是“山城”，用现代汉语描述，很有“另立山头、占山为王”的意味——中国历代政治体制最大的忌讳。

中国的“城”是中央集权的体现，皇宫是规格最高的建筑，其他建筑必须围绕在周围；堡垒、要塞、卫城，必须是纯粹的军事防御用途——城郭只能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和延伸，而不能是城市的“政治核心”。所以超过防御功能之外的城堡，绝对不会允许其存在。

我们也要看到，江户时代（德川幕府）实际有“折衷”的倾向。鉴于战国时代“天下大乱”的教训，国家统治分崩离析，因此建立政权的德川家族，对中国的“大一统”模式产生了回归策略：“程朱理学”被确定为“国学”，各地纷纷建设“孔庙”，每年祭祀孔子，定期要求藩国大名到东京“朝觐”。所以出于强化幕府统治、削弱地方势力的考量，全国掀起“一县一城”运动（日本的县相当于省级行政区）。许多“巨型天守”被人为毁弃，尤其是“山城”基本被“平城”取代。

然而，幕藩体制始终不是中央集权制。德川幕府长期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，最终被西洋战舰叩开国门，从而导致的国家危机，激起经济发达地区的藩国武士不满，他们借用恢复皇权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，领导或者支持“倒幕运动”——最终推翻幕府的统治，实现明治时代的“维新创世”。日本皇室重新掌握实权，但是这种建立在近代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制度——是与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区别。

城堡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，迎来最后的命运——明治政府宣布“废藩置县”，城堡再次被大批摧毁。今天日本境内的原版城堡仅存12座，直到二战后才开始广泛重建和复原。

新的问题

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崇尚扩张的武家政权？为什么日本近代的大量藩国武士，会发动倒幕运动？为什么明治维新会走向“脱亚入欧”？文化原因可以探讨两个议题：海洋与神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