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末丧乱，四海鼎沸。三国群雄幸临天下，六十年而终焉，帝祚复归一姓，而集权不复两汉之势矣。世家望族渐与社稷合一，华靡之文学以为风骨，绮丽之乐舞号为治世。

是时，曹魏之屯田既废，土地多入豪门之私田，公田之税赋更减也，晋武帝遂罢农官，改隶郡县，以均政役；代魏平吴，凡此十年，始颁“占田令”，官吏督课，驱民归农。按《晋书 食货志》云：

“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，十五以下至十三、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”（年十六即法定婚龄）

“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，女子三十亩。其外，丁男课田五十亩，丁女二十亩，次丁男半之，女则不课”（课田即督课耕田）

“官品第一至第九，各以贵贱占田，品第一者占五十顷，第二品四十五顷，第三品四十顷，第四品三十五顷，第五品三十顷，第六品二十五顷，第七品二十顷，第八品十五顷，第九品十顷”（官品指“九品中正制”，非后世官僚体系等级）

“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，多者及九族，少者三世。宗室、国宾、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。”

及至惠帝，占田之制已有十载。大臣束皙上书云：“今天下千城，人多游食，废业占空，无田课之实，较计九州，数过万计。可申严此防，令监司精察，一人失课，负及郡县”，此言实为占田（课田）初衷之落空也。《晋书食货志》又云：

“惠帝之后，政教陵夷，至于永嘉，丧乱弥甚。雍州以东，人多饥乏，更相鬻卖，奔迸流移，不可胜数。幽、并、司、冀、秦、雍，六州大蝗，草木及牛马皆尽。又大疾疫，兼以饥馑。百姓又为寇贼所杀，流尸满河，白骨蔽野。”

（注：晋惠帝继位后，发生“八王之乱”，惠帝身死；新君晋怀帝在位仅６年，内迁的匈奴人攻陷首都洛阳，史称“永嘉之乱”，亦即“五胡乱华”的开端）

西晋享国五十有二年，三分归一仅三十七年尔。田制改革功败垂成，何故？深处之内因，或为世族权贵逆集权化之甚也，或云官僚世袭之制集腋成裘也，而真相实则不然。

汤因比等众多历史学家，非常看重税赋之于政权的意义。汤因比强调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发展到后期，崩溃的内在根源正是税赋无法支撑“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”。（集权体制在人类文明的早期，有利于社会发展）

西晋之占田制（“占”在当时的汉语有登记的含义）包括课田制在内，上承曹魏之屯田制，下启北魏之均田制，从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施行，到晋惠帝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废黜，名存实亡。

多数学者认为占田制“名为设限，实为确权”。唐长孺教授（1911--1994 ）指出，占田制并不是真正（或者说完全）为了解决耕地缩小、人口减少、大土地所有者兼并侵占，影响国家税收。

而是在法律上明确承认世家望族（晋代演变为“门阀士族”，世袭官位之贵族集团）已经占有的土地、田宅——限制超额占有土地，承认之前（超额）占有，如果占有不足允许补齐，这就是《食货志》“各以贵贱占田”、“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”的宗旨。

占田制对士族所谓的限制，体现在限制“募客”的数量，实际是承认荫客制的合法存在。屯田制瓦解后，民众逃离公田，流落到贵族的私田耕种，晋朝政府出于增加纳税人口的动机，因为占田制以人口计税。《食货志》记载，“丁男之户，岁输绢三匹，绵三斤，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。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，远者三分之一。”

普通民众的占田，多数观点认为是法理上占有田地的上限，并非政府实际授予的数额。成年男子可占70亩，成年女子可占30亩——夫妇总共至多占有100亩。

所谓课田，是民众在占有的土地内，向政府纳税的限定足额：成年男子最多拥有70亩地，但是其中有50亩必须开垦，向政府缴税（成年女子是20亩课田）。课田之外的土地属于私田，不必纳税。所以占田制相对军事色彩明显、强制劳动的屯田制，减轻了民众的负担。

但是，占田制实际促成了权贵阶层（大土地所有者）的合法化，已经完成了使命。西晋被异族灭亡后，汉人在江南重建东晋，门阀士族已经完全掌控政治，因此东晋与紧随的南朝政府“顺应”放开所有限制，埋下经济隐患。

北方黄河流域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战乱，最终由北魏统一。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点的孝文帝改革，确立“均田制”，有利于中产阶层（自耕农）经济的存续，是北朝国力全面超越南朝的原因之一，对唐代的繁荣影响深远。

因此，建立在晋朝废墟上的南北朝时代，实行截然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赋税政策，南朝走向倾覆的深渊也就不言而喻。

题图：晋 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 唐代摹本（局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