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祖父春秋七十有四，殁于改革开放二十年之际；归葬于泰山之麓，长眠于汶河之滨；东望齐鲁，西连京阙；亭亭草树，杳杳泉扉；出生入死，不胜唏嘘。

借古人之墓志，述今人之追思：

崇雄者岳，峻自天凿；忠孝是佩，青玉为邻；允文允武，或哲或谋；虔奉天阶，肃恭臣节；

一代俄顷，千龄易度；烟云共暗，山川俱夕；辄慕清风，敢铭玄石；寄言不朽，风听无疆……

虽然外祖父担任过官职，但是我的父母远离仕途，所以对今天的影响，微乎其微。孟子云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，亦五世而斩”，后世的百官与万民都难逃此宿命，因为“阶层固化”是很难长久的。

中国最根本的问题，不完全在于官僚与权贵世袭罔替，更在于社会普遍的“官本位”价值观。解决腐败的方法，在于通过法治，约束、限制、废除特权。如果掀起民粹革命，反而容易陷入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。

但是，官本位生长的环境与土壤，不是垂死的体制又是什么呢？中国这双旧鞋，还能缝补多久呢？也许有一天，不会有人再去补鞋，君臣上下，尸位素餐。

本文写于1994年，外祖父致仕（离休）多年后：

今年九月，我将部分较好的衣服棉被捐献给灾区。同时想起门洞的天橱上存放着一堆50年代以来积存的旧衣服，也打算清理一下。今天中午，我把一包包衣服取了下来。老伴过去一直当作宝贝，舍不得处理。

现在我和老伴逐一打开，有不少是孩子们小时候穿的汗衫、背心，棉毛衫裤，棉布裤褂等等。展开细看，竟是破烂不堪、一撕就烂的废物：许多裤褂是补了又补，有的是穿破之后，两件拼成一件又穿烂的。

我和老伴看着这堆破烂，想起改革开放之前的艰苦辛酸：五六十年代，我养着六个子女，共计八口之家。记得孩子们上学后，衣服鞋袜都坏的特别快。如果每次每人买一双鞋就要几十元，我一个月的工资根本买不起；如果每次每人增添一件衣服，更不敢设想。

老伴因为子女多，所以在1955年申请退职，回家照看孩子。从此一直到1981年，全家仅靠我每月151元的工资维持生活，人均不足20元。为了节约开支，我买了一把修鞋的铁拐子、还有割皮刀、锥子、碎皮子等工具，下班后自己动手为孩子们补鞋。儿子的同学到我家做功课，遇见我在修鞋，就问我儿子，“你爸爸是个补破鞋的吧！”

老伴为给全家缝衣服、洗衣服，每天都是在12点以后才能入睡。那时我的父母尚在，需要经常寄钱，老家一些亲友也不断上门求援。

所以经常到月底之前的几天，日子就过不下去了，我只好厚着脸向邻居借钱，等下月发了工资赶紧归还，从来也不敢欠账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全家过的却很愉快。

生活是困难一些，但是没有一次向国家伸过手。有几次上级单位、和本单位工会准备给我涨工资，我没有同意。因为我的收入在当时已经算高的，单位里人均月收入不足12元的仍然不少，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呢？

我和老伴精打细算，每月发下工资之后，把钱分为：交房租水电费的、买粮油的、买菜的、买柴的、交孩子们学费和文具的等等，分别用装起来不能挪用，余下部分作为增添衣服。采用这种办法，每月还能节约几元。

我自己没什么嗜好，极少吸烟喝酒。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，一直到他们上中学，从来不给一分零花钱。孩子们的早餐很少在外边买，每天都用开水泡剩米饭或者剩馒头，浇上点酱油。只有我算特殊照顾，每天去上班中途换车，外边吃点早餐。那时一个火烧二两五分钱，一个油饼也是五分钱，喝碗豆浆两分钱。

1960年，全国灾荒，我和老伴都浮肿了。当时的食品蔬菜是凭票定量供应。到了春节，无钱兑换，只好把自己的皮鞋和手表卖掉，让孩子们吃上几顿好饭。文革期间，两个儿子要去边疆，在他们坐火车送行的时候 ，每人只给了一元多钱。直到六个孩子都走上了工作岗位，我和老伴才算喘过一口气来。

我现在每月收入700多元，只有我和老伴两个人，日子过得很好。我不赞成收入多了，还在装穷，仍然再过以前的贫困日子，但是不该花的钱绝不能乱花。

我和老伴谈论着过去，说着改革开放后的生活变化，然后从破烂衣服中找出结实一点的，撕成布条，乘兴绑成三个擦地板的拖把。剩下十几公斤装了一大袋子，到外面卖给收废品的，只卖了两元多钱。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