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也愁——北宋 苏轼

    外祖父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北方村庄，据说这个省份是孔子的故乡，其实文化圣地只是旅游业的宣传（中国大陆60多年的缩影，孔庙沦为敛财工具，孔子的墓碑在文革中被砸坏，现在是后拼的），孔子的后人早在1949年去了台湾。

    外祖父年轻时曾经创建华北地区第一个县级供销社（文革期间，外祖父被下放到河北省文安县“五七干校”）。虽然履任官职，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私产，这是今天难以想象的，因为在当下的中国，官员两字的定义，包含信息之复杂，无以言表。

    明代冯梦龙有一句名言：“尽说宦家门户倒，谁怜清吏子孙贫?”

    外祖父离世整整15年，很多亲属散居在全国各地、大江南北，我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，而且对“体制内”的种种，可以说非常陌生。直到整理出外祖父生前的部分日记，终于有了一些细致具体的认识。

    有个值得一提的插曲，20世纪80年代，外祖父陪同日本一家大型商社访问团，考察山东当地的农产品加工项目。日本商社的社长（しゃちょう）自从回国之后，都会在每年元旦之前寄来一张新年明信片，直到外祖父去世，十年有余（日本明治维新之后，停止使用旧历纪年，除夕实际指公历的12月31日，新年则称为大晦日）

    外祖父的青少年时代，在艰难的战争岁月中度过，基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完全依靠自学。所以翻开他的日记，也许文笔平淡无奇，但是叙述的诚恳真挚，跃然纸上。

    人们都知道一个事实：今天的吏治腐败不堪，然而冰冻三尺，问题根本不是现在才出现的，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前就早已存在（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），只不过近两年在公众视野中，批量曝光而已。外祖父所写的，正是这个事实侧面的反映，与其说当时与今天存在“暗合”，不如说官场负面之风愈演愈烈。

    这篇日记写于35年前，1978年的春节前夕，外祖父时年54岁：

    “生活就是这样，贡献得最多的，往往也正是要求得最少的。”“青春对他们是宽宏大量的；岁月似乎已经遗忘了他们，他们善于安排舒适的生活，就好像是昆虫善于建造自己冬眠的安乐窝；他们精神和肉体逐渐离开得越来越远，直到完全麻木。

    “他们的头像一颗十多斤重的肥大的洋葱。然而那里边找不出一个能够勤奋思维的细胞。他那蚌壳般厚大的嘴唇上总是咬着一根粗大的雪茄，散发出恶臭气味。他那尊容完全被肥胖破坏了；加上那臃肿的像不了十几头猪崽的肚皮，不停的打着饱嗝，很容易使人想起那饱食终日，迟钝可恶的臭虫来。”

    ——《前驱周刊》

    上述文中刻画的人物形象，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见到的。

    第一类人，他们从不好好工作，而是专心经营自己的一点点安乐窝（兔子窝）。他们为达到私人目的，不惜采用一切可耻的手段，施用一切见不得人的伎俩，以至暗中盗窃国家物资，从而实现个人卑鄙的用心。什么革命的忠诚老实、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观念，在这种人的眼里早已抛出万里之外。他们还善于把自己伪装城一副老革命的样子，实在令人为之作呕。

    第二类人，是我经常见到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，他高高在上饱食终日，只凭自己的老资格混饭吃。每天嘴上叼着高级香烟，要求别人陪他下棋打牌。自己无事干，也不叫别人工作。秘书是他的拐棍，他从来不动手也不动脑，一切事务由秘书为他操办；会议讲话让秘书把稿子事先写好，他在台上直接宣读；遇到什么事情由秘书替他出谋划策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秘书完全可以预料，甚至秘书自称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说“他”就是“他”。

    这位领导的面容是小八字眉，豆粒般的小眼睛，一副笑面虎的面孔。他有极浓厚的名位欲望。谁只要触犯了一点儿，他就会怒气冲天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；谁要对他提意见，或者批评他，就会被戴上“反领导”的帽子。他的逻辑是：我是领导，谁对我提意见就是反对我，反对我就是“反动”。他为了维系自己的乌纱帽，惧怕上级说他无能或者“右倾”，不惜把革命同志当作阶级敌人去对待。经他的手不知把多少好同志打成了“右派分子”、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、“反革命分子”、“坏分子”，甚至逼人上吊自尽，家属也被定为反革命家属。

    此外，还有一类是某些官太太。她们善于打扮，但是心思并不用在工作上，而是东家长李家短，总之各种“新闻”不绝于耳。她们很善于向上级领导拍马屁，在同志中搬弄是非、花言巧语、颠倒黑白。轻信她说话的人，弄的同志不团结以及全家不和、鸡犬不宁、夫妇分家。她们凭借丈夫的职位，以贵妇人自居，其实她们在家中、在社会上不过是一只伏在别人身上的寄生虫罢了。

    以上所说的三类人，如果留心观察，到处可见，这就是现实社会黑暗的一面。

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