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1月22日，余英时教授83岁华诞

“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指引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，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，毕竟中国的“道”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人类尊严。如今我更坚信，一旦中国文化回归主流之“道”，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会终结。”——2006年人文诺贝尔之称的“克鲁格奖”（Kluge Prize）得主，华人学者余英时（Ying Shih Yu）。

中国文明的圭臬，不在于江山永固，也不在于万世一系，而在于文化传承；文化传承的灵魂，不在于风云散去的万物，只在于活在世间的人心。

文化最终的载体是人，所以才能传承。唐代韩愈不无激进地认为：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，其实也可以表述为：“华夏舍周礼则夷狄之，海外存周礼则中国之”——因为1200年后的今天，汤因比教授告诉我们：“文化的本质是一个文明内部所有成员行为规则的统称。”

余英时与黄顾

国人推崇之“孔孟”，实为理学之“程朱”。反观明末之“黄顾”，无疑近代启蒙之哲宗。自“程朱”至“黄顾”，汉文化重生之趋势也；而满清逆天践祚，再续极权之衣钵，消弭思想于神州，闭关锁国于四海，中国所以远欧洲之骤变，民主民权之绝也。

黄宗羲与顾炎武追寻的是“向使无君”，诉求于“天下之权”；余英时恪守的是“民主自由”，寄托于“东方再兴”，尽管相距三百多年，但是义理相通，一脉相承。

当时北有青主（傅山，字青主），南有黄顾，他们并不是后世文学作品中的“反清复明”者，虽为明代旧臣，拒绝出仕满清，然而他们真正心痛的是黎民苍生，哀思的是“汉家衣冠”。

余英时也并非故意与大陆对立的“忤逆”者，他只是孔子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追随者。然而不曾忘记故国情怀：“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”。

1958年，余英时所作《陈寅恪先生<论再生缘>书后》，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晚年的陈寅恪多少会感到释然与欣慰，唐宋遗风，弦音海外——可以比照傅山与黄顾的“朱衣右衽”。尽管如此，对陈寅恪的一生来说，他与飘零海外的中国文化，已经是再生之缘：

“回首燕都掌故花，花开花落隔天涯。……红杏青松画已陈，兴亡遗恨尚如新。”

国士无双  海外存孤忠

黄顾是不幸的，他们死于故土，目睹天下崩塌，却无力于心，只能留下“明夷待访”；余英时显然是幸运的，其先拜于钱亚宾门下于香江，后师从杨联升于北美（1955年以“无国籍”身份负笈留学）。1974年，兼职对岸“中研院”院士，见证东方与西方，论证传统与变革。

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到，还有一点可以证明，余英时绝非大陆长期以为的、对岸的唱和者。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，但是他的信仰——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决定他会为对岸“美丽岛”事件呛声，仗义执言。今天对岸在民主建设取得的成就，余英时评价为，台湾之所以能用较小的代价实现民主转型，正是因为保留了中国（儒家）文化。因此可以断定，余英时大师的心中，真正沉思的是顾炎武所说的“天下”，而不是当权者殚心竭虑的“家国”。

著名画家陈丹青比韩愈更加激进地说过，“中国两千年文脉已断”。这句话可以谨慎乐观的回答，今天的台湾已经不是当年的“南明”，所以大陆的未来也不一定就是满清。韩愈甚至还说过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，现实的情况可以反过来，因为人民的大盗（比如贪腐的官员、不受监督的权力）仍然不止，所以必须有圣人的存在。当然，余英时虽然无愧世界华人的国士，不负当代史林执牛耳者盛名，但是他自己一定不会认同“圣人”的封号。因为民主倡导的价值，就是圣人皆凡、圣凡平等，所以对他来说，“士以天下为己任”才是中国文化的大同之道。

但愿中国人与自己的文化，不会永远是“再生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