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 Tragedy of Ming Dynasty

君主的“神格”一旦被否定，明代启蒙思想的继承者——最迟不会晚于19世纪，势必会提出类似卢梭的名言“人生而自由平等”；明末先贤的哲思几乎接近《人权宣言》铭刻的“主权在民”——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，不幸的是……

宣德元年 明宣宗敕谕（局部）

中华帝国之衰亡，始于明，终于清。中国近代文明之曙光、社会转型之滥觞，亦从明始。然而中途崩阻，孤绝寰宇，实为清祸。有明一代，文化尚存、思想尚存、科技尚存、国力尚存。当是时，启蒙思想之先声、商业变革之兴隆、城市文化之演进、农业雇工之形成、市民阶层之活跃……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并进，不一而足。

黄仁宇学说之批判

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（Ray Huang 1918－2000）在华人世界享有崇高盛誉，代表作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、《万历十五年》、《中国大历史》等，影响至今。遗憾的是，黄氏虽然行文精湛，但是理论之歧义，初看不觉，深思谬矣。其学说最大的弊端在于“以今律古”、前后矛盾的“静态历史观”——在他看来，中国近代之失败，正是中国文明自身注定的必然结局。试问一个人的生活，如果现在不好，推断以前必然很糟？如果以前不好，现在一定也差？有可能但是不必然。更可能的逻辑应该是：以前可能是好的，因为出现了种种状况，所以才会导致现在不好。

黄氏留学欧美，视界之开阔、学术之严谨，垂范后世。其尤为擅长数字分析，考量中国社会之形态，一改中国传统之学风，当为大家风度。可是读者看到作者的结论，仿佛是利用欧美先进的研究方法，却得出毫无新意的史学旧说——与欧美日本20世纪的旧说相比，概念并无实质更新，甚至是种种旧说的“再提起”。尽管黄氏反复强调的“数目字管理国家”理论，指出“儒学的初衷虽然是善意，可以作为道德根基，然而无法补拙制度的粗疏”，观点本身在这个角度上是很精辟的。因此他认为，中国的儒学管理模式只会让国家一团糟，而且经常是一塌糊涂，这个结论一样富有深邃的内涵。但是核心问题在于，黄氏的理论——包括他晚年倡导的所谓“大历史”Macro-History，更像是一个“伪技术论陷阱”，用貌似科学的技术论调，得出似是而非的人文历史答案。如果出发点就有瑕疵，即使路上无论再严谨、再言之凿凿，仍然不能抵达真实的终点——当然，人文科学虽然有真相，但是未必有唯一的答案，如果真的存在唯一，必然是思想极权。总之，黄仁宇博士对历史观念的局限，只说一，不说九，例如他对明代后期“停滞而内省”的论述，否认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存在过。

我们现在跳出黄氏学说的窠臼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，国内外研究成果已经今非昔比，明代社会“发展论”渐成共识。所以我们从“思想论、文化历史观”入手，证明从16世纪明中叶开始，中国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——经济变革必然催生人类思想领域的转变，与其在技术上争论不休，不如在思想文化上考察更为直观。

众所周知，如果欧洲没有启蒙思想，就不可能诞生近代民主革命；如果没有近代民主革命，就不可能结束君主专制、开创今日之“宪政”。纵使民众起义无数、纵使国王走上断头台，也只能是“改朝换代”而已。

中国明代已然走向君主专制极权的顶峰，与西欧中世纪的黑暗，并无二致，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处于拂晓降临的前夜——光明隐约可见的刹那正是在黑暗最深的一刻。近代启蒙思想并非横空出世，而是渊源孕育于此。

真吾即良知，人欲即天理

明代思想，别于唐宋，后期为最。明朝官方尊奉程朱理学为“国学”，是明清以及远东周边诸国的“主旋律”；然而继承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阶层质疑不绝——汉文化“并未沉沦”。从“知行合一”的王阳明（王守仁 1472－1529）以及阳明学派，到“离经叛道”的李贽（1527－1602）以及泰州学派；从反思到批判，明代之新声斐然。后世称颂王阳明的学说：“嘉隆而后，笃信程朱、不迁异说者，无复几人矣”——《明史 儒林传序》，嘉隆系嘉靖、隆庆合称。明中叶出现的思想革新，根本在于否定程朱理学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无独有偶，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一样建立在“禁欲主义”之上。君主专制的核心，在于否定人的价值，维护天理实际就是维护天赋君权。

嘉靖年间的教育家罗钦顺（1465—1547）指出“人欲即为人性”；另一位学者吴廷翰（1491-1559）明确肯定：“人心人欲，人欲之本，即是天理，则人心亦道心也……天理之中，即是人欲，则道心亦人心也。”

“重商”与“民富”

吴廷翰从明代经济观念的现状出发，主张“义利并重、义利合一”。民间知名度极高的清官海瑞（1514-1587）反对中国重农抑商的经济传统，他认为“纵商贾佣工场……莫非王道，亦莫非孔门事业”。与吴廷翰、海瑞同时代的学者张永明提出：“天下之民，各有本业……士勤于学业，则可以取爵禄；农勤于田亩，则可以聚庄稼蔷；工勤于技巧，则可以易衣食；商勤于贸易，则可以积货财”。当时最“前卫”的观点，当属陆楫（1515-1552）——主张社会财富的创造与调节，必须通过经济手段，而不是政府干预。因为经济的发展，社会财富的积累，必然引发民众的消费，甚至“纵奢”——请注意陆楫所指的是“民富”，而不是“官富”。民众通过“市易之利“获取财富，而不是官僚占据统治位置枉法敛财。所以陆楫强烈反对政府抑制民众财富的“禁奢论”，他认为“论治者类欲禁奢，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……彼有此损，此有所益……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。”——纵奢的富人、富有者，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，反而能让更多的民众从中受益，从而达到“均天下而富之”。陆楫的言论一样可以放在今天，例如美国曾经立法，限制富人购买当时盛行的私人游艇，期望缓解贫富差距。结果富人放弃游艇，转而其他奢侈品的消费，游艇工厂被迫裁减工人，甚至倒闭。

宣德元年 明宣宗敕谕（局部）

“圣凡同等”到“君主亦民”

随着程朱理学批判的深入，逐渐动摇了中国君主专制的核心价值观。自从王阳明首倡“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与圣人同”以来，世人多赞同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的汉文化之精神；而李贽对圣人观的批判更为彻底：“尧舜与凡人一，圣人与凡人一”。

明代后期正是在中叶以来“人心与人性、重商与民富、圣人皆凡”的思潮背景下，出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。实际上，鲜为人知的思想家黄绾(1477—1551)早在嘉靖年间，已经提出“君主亦民”的论断，对明末思想集大成者、启蒙思想的先驱——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，以及方以智、唐甄等人，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。

黄宗羲（1610－1695）其父系“东林党人”，明熹宗（天启）曾任职监察御史，为阉党所害，明思宗（崇祯）即位后平反。

明朝灭亡之际，黄宗羲一度被“南明”弘光政权囚禁。未几，弘光倾覆，黄宗羲逃回家乡，组织“世忠营”抗清；失败后任职于南明鲁王，渡海赴日（九州岛长崎）联盟未成，遂归国隐居，旋即被清廷通缉，屡遭难而幸免；顺治时，著书讲学；至康熙时，两次拒绝征召；54岁时，《明夷待访录》成书。

所谓“明夷”，意思正是“黎明前夕的黑暗”，一说“智慧的人处于困境”、“待访”是指等待未来的明君，一说“代清而兴者”。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是在明朝灭亡20年之后写就，黄宗羲的立意并非所谓“反清复明”，而是站在天崩地裂、社会巨变的基石之上，通过自身的传奇经历——见证满清入侵之残暴、亲眼目睹南明政权之腐朽的背景下，从而反思并总结明亡清兴的根本原因。也就是说，其一，黄宗羲游离出“改朝换代”的简单定论；其二，跳出中国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，其思想批判矛头已经不是简单的民族正统之争，而是直至背后的根源——君主专制。因此黄宗羲得到后世“启蒙思想之父”的赞誉。

天下之权寄天下

《明夷待访录》最著名的“原君篇”，抨击君权言辞激烈：“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。曰：我固为子孙创业也；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：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……。”

《原臣篇》脱胎于中国传统“民本思想”的社稷观念，除了《原君篇》所说的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，更是提出官吏“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”、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。《原法篇》则进一步主张“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”、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”。《财计篇》继承了上文提到的“重商”思想，再次肯定“工商皆本”。

与黄宗羲齐名的顾炎武（1613—1682），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前者系统全面，但是在不少具体观点的认知上，民主萌芽更进一步。例如：“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”——《日知录》卷九《守令篇》，很可能是东方版的“主权在民”；再如：“更名改姓，谓之亡国……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”——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正始篇》；甚至在其《郡县论》一文中，开始质疑“集权体制”，主张君主应当分权，地方加强自治。

稍晚于黄、顾二人的唐甄（1630-1704）在所作《潜书》中，提出“庶人议政”，这是更深一步“主权在民”的体现。

今天，认同黄宗羲思想的学者认为，《明夷待访录》早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将近100年，并且已经具有“君主立宪制、内阁问责制”的倾向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提出“舆论监督、议政机构”的设想，制约君主的权力——被认为是“议会政治”的雏形。

反对者则认为，黄宗羲仍然没有真正脱离儒学本位，所以仍然是“民本”，而不是“民主”。例如假托“三代”（夏商周）之前的“大同社会”，描述自己心中理想的国家制度，与孔子“天下为公”的礼制思想，至少在表面上都是“托古改制”。当代历史学家顾诚（不是诗人顾城）在所著《南明史》批评黄宗羲：“东林党人为君子，非东林党人为小人”——认为黄宗羲反对言论自由。例如《明夷待访录》也有关于严格审查限制图书、甚至不惜毁书的观点。

我们应当秉承还原历史的宗旨，无论是黄宗羲，还是顾炎武等人，三个多世纪以前的人类世界——英、美、法等国的民主（独立）革命尚未完成（或者开始），中国一样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之际，他们能够走在四千年君主制、两千年帝制的文明古国最前端，识破庐山真面目，敢于溯本追源，直接反思、甚至鞭挞社会不平等制度的根源。之所以不离孔孟之名，是为“时人易懂”，更为“后人启蒙”之道。因此，明代启蒙思想的最大问题，不在于诞生，而在于传承——有诞生而无传承，有萌芽而无枝干，所以明代思想未成西欧同期之态势，而成后世民主革命（改革）之壮举——恐怕这正是后世争论中国有无民主思想的原因所在。

世间已无黄宗羲

黄宗羲晚年，门下弟子不乏参与清代科举者，《明夷待访录》亦被列为禁书，时隔200多年之后的清末，得以重见天日，震撼诸多近代革命者之心灵。足见有清一代，启蒙思想之空白。有观点指出，黄宗羲为了避免著作彻底失传之厄运，晚年与清朝当局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，亦使用清代年号，其子往来于清廷官员之间，因此被人误会“变节”，但是在另一部清代违禁著作《留书》中，黄宗羲写下：“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，不失为中国人也”，这里的“盗贼”指明末起义军，可见民族信仰不改其衷，也许是一种“道不行则隐”的智慧。

从黄绾到黄宗羲，从“君主亦民”到“天下大害”，君主的“神格”一旦被否定，明代启蒙思想的继承者——最迟不会晚于19世纪，势必会提出类似卢梭的名言“人生而自由平等”；明末先贤的哲思几乎接近《人权宣言》铭刻的“主权在民”——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。不幸的是，历史不允许假设。黄宗羲一代人，完成了“抛砖”的使命，然而不等“玉石”的出现，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契机，已经在满清统治的桎梏之下，灰飞烟灭。

待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