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信仰多元文化：不以宗族为贵贱、不以语言为芥蒂、不以血缘为裙带、不以地域为藩篱……

突厥人特有的墓葬习俗：石刻人像。沉默不语的石人背后，是绮丽的草原与马群，仿佛一千多年前的峥嵘往事，从未发生过。

突厥文所写的内容，通篇是以毗伽可汗的口吻、第一人称的叙述展开，先是回忆突厥汗国的辉煌过去，疆域的广袤，国力的鼎盛：“草原所有的民族都臣服于我”、“东边抵达日出之处、西边到达日落的尽头”。随着篇幅的深入，话锋一转，毗伽可汗对突厥人的现状充满了忐忑与不安，并且叮嘱劝告自己的臣民，对“桃花石”帝国必须时刻警惕。

所谓桃花石Taugas，出处是公元6世纪、拜占庭帝国（即“东罗马”、唐代文献的“拂霖”）史书《莫利斯皇帝大事记》对中国的称谓，中东与中亚各国以及突厥人沿用。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：桃花石一词是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部落——“拓跋”的音译。北魏拓跋氏的世界影响力，或源于著名的“孝文帝改革”：拓跋宏（元宏）破釜沉舟的变法，让汉文化得以在破碎的黄河流域复活。应当说没有“孝文帝改革”就没有隋朝的统一、唐代的兴盛，甚至没有中国文明的传承。然而与自愿汉化的鲜卑人相比，突厥人并不想就此终结。

突厥人在政权倾覆数十载之后，虽然复国成功，今天称为民族独立的道路，但是毗伽可汗异常冷静与清醒，也许他已经察觉到，突厥人逐渐走向衰亡的迹象，也许他思考的更为直观。总之，本民族的危机意识，让他有所顿悟，甚至情绪强烈。折射在碑文上是如此哀婉：“汉人的狡黠，让我们的国家毁灭……，我们英勇的战士，成为汉人可汗的奴隶……，我们美丽的女子，成为汉人可汗的奴婢……，我们的贵族受封于汉人的头衔……，我们曾为汉人东征西讨，效力五十年……。”以上是对当年东突厥与西突厥灭亡时情景的描述。

毗伽可汗同时对当下的突厥人发出警告：“他们（汉人）给予我们大量的金银和丝绸，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，……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之后，汉人便萌生恶意，……汉人不让聪明的人和勇敢的人获得发展。如果有人犯错，决不赦免任何人。……突厥人啊，曾因此遭到大批杀害。”

或许有人认为，唐朝根本不知道突厥文的内容，唐玄宗不明就理，热情款款的御制题词，一厢情愿地称颂双方的友谊；也有人认为，盛行“国际婚姻”、被异域情调熏陶的唐朝人，不可能对突厥文一无所知。其实上述观点都可能成立，因为折射出的时代色彩，是与历史环境相吻合的：充满戏剧矛盾的碑文内容，长眠故土的突厥王子，亲人邀请汉人的皇帝为他追悼——所有的不和谐却意外地和谐于一座石碑。不知道人们有没有留意：最有内涵的一幕，并不是突厥可汗的愤怒，而是汉字碑文中，唐玄宗所说的“可汗，犹朕之子也。父子之义，既在敦崇……”

这座遥远沧桑的石碑，至今屹立在鄂尔浑河畔的荒野中，见证了一段尘封的岁月。我们重温一千多年前的人类世界，当时唐代中国的价值观，或者说唐朝人推崇的普世价值，大致有两个方面。

第一，信仰“多元大同”：民族多元、思想多元、文化多元——不以宗族为贵贱、不以语言为芥蒂、不以血缘为裙带、不以地域为藩篱。

唐代标榜“华夷一家”，不少名臣良将，都是非汉族的血统出身，例如“突厥后裔哥舒翰、阿史那社尔、高句丽后裔高仙芝、百济后裔黑齿常之、鲜卑后裔长孙无忌、独孤思贞、铁勒后裔契苾何力、波斯后裔李菊等等”，从诗仙李白到普通民众，如星斗般不胜枚举。因此有观点认为，“唐朝政府实际是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，各国民族都会崭露头角”。

宗教的自由度前所未有：佛教、道教、景教（聂斯托利派基督教）、摩尼教、祆教（拜火教）等，他们获准在华开设庙宇教堂，从事传教，这种影响持续到马可波罗的时代——他声称亲眼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信徒，正在集体参加外国宗教的仪式。

第二，信仰“民主法制”。尽管放在今天，唐朝的本质难脱极权专制的窠臼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世易时移，我们需要探究的是，时代的背影对后世的精神财富和价值参考，所以还原真实的历史，务必站在当时的视角去看待。唐朝强盛的重要原因，正是因为国家体系建立在完善的“律令制”之上，“一准乎礼，而得古今之平”——《唐律疏议》。依靠法律推行道德，而不是政教合一的神学统治，不用说为宗教而生的阿拉伯帝国，即使同期的欧洲——最好不要研判，否则一定葬送你对她后来的一切美好。因此，与世界横向比较，唐朝定性为“中世纪的民主国家”，一点不过分。

再看碑文的内容，毗伽可汗如此煽动民众，未免有“被害妄想症”之虞。如同我们之前妖魔化“美帝”，结果翻开斑驳的历史，发现俄国更符合DEVIL的定义。今天的资料和证据，唐朝对突厥的战争，死亡与杀戮仅存于战场，并没有针对种族的清洗或者屠杀。战争的起因反而是突厥主动入侵，掠夺人口与财富，最终招致亡国之灾。

然而，两个信仰只是历史的正面，背后隐藏的却是唐朝的核心价值观：“文化霸权”，唐朝真正的国家利益、最高的政治智慧——实际控制胜于直接统治。提出“华夷一家”的唐太宗，他的真实想法恐怕闪现在一首洋洋得意的诗歌：“……百蛮奉遐赆，万国朝未央。……车轨同八表，书文混四方”——《正日临朝》。

唐朝连续三个世纪，折桂世界最先进的文化、创新的文化，是历史的必然。唐朝追求的目标是：文化扩张、文化熔炉、文化传承。所以唐朝既不迷恋蒙古帝国的武力征服，也不奉行清代“文字狱”的思想钳制。

由此说来，毗伽可汗的预言灵验了，唐朝既不是慈善机构，也不是救世主。“甜蜜的话语与精美的物品”背后的玄机，是一个温柔的“文化陷阱”，但是毗伽可汗个人的警世恒言无法逾越社会环境。阙特勤去世三年后，毗伽可汗被大臣谋害，又过十年，突厥内乱。唐朝联合突厥人的近亲民族、被突厥统治的回纥Uighur（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），协力灭亡了后突厥汗国。回纥人将后突厥末代可汗的首级献给长安，毗伽可汗的妻室率部众归附。从此，突厥人在东亚（远东）的舞台上“不见于史”。

一个民族的兴盛，最终取决于“文化”，而不是“物理疆域”，也不是“物质财富”，更不是“永延帝祚”。亡突厥者突厥也，非天下也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

尾声：在阙特勤碑一公里远处，俄国探险队发现了一座碎裂成三块的石碑——这就是毗伽可汗之墓。碑文同样是汉、突两种文字，突厥文的内容与阙特勤碑基本一致，不过汉字碑文并非是唐玄宗御制，而是出自唐代“起居舍人”（官名）之手。可见雄略一生的毗伽可汗本人，最终仍然是“敌国设计墓碑”的宿命——不说内容，先看形式，胜负了然。

国外绘制的“突厥骑兵”，公元6-8世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