蜚声国际的石碑至今屹立在鄂尔浑河畔的荒野中。

鄂尔浑河Orkhon River，从蒙古高原流向西伯利亚平原，曾经是内陆草原文明的滥觞之地，众多游牧民族兴衰于此，沿途的人类遗迹至今闪烁其间。

1889年，俄国考古探险队在鄂尔浑河上游，发现了一座中国古典风格的墓碑，正面及两侧铭刻一种鲜为人知的文字；背面则是汉字楷书镌刻的“故阙特勤之碑”以及唐代御制的悼词和诗歌，很多人相信这块巨型石碑象征着当时远东世界的最北端，不同政治势力角逐和渗透的标志。

1892年，俄国出版了碑文的照片图录，两年后，丹麦语言学家V.L.P. Thomson宣称破译了石碑的神秘文字，并在皇家科学院会议发表了《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》报告。1935年，曾留学欧洲的中国学者韩儒林，完成了《阙特勤碑突厥文译注》一书。

汉字的碑文记载，墓碑的主人是当时突厥人（Türk）的王子、突厥可汗（Khan）的弟弟——阙特勤（Kul-Tegin），“阙”是人名，“特勤”是突厥王室贵族的封号。碑文摘录如下：

“天人相合，寰宇大同……首自中国，雄飞北荒。来朝甘泉，愿保光禄……尔无我虞，我无尔诈……永言悼惜，疚于朕心……特勤，可汗之弟也，可汗，犹朕之子也。父子之义，既在敦崇；兄弟之亲，得无连类……制作丰碑，发挥遐徼，使千古之下，休光日新。词曰：……尔君克长，载赫殊方。尔道克顺，谋亲我唐。孰谓若人，罔保延长。高碑山立，垂裕无疆”，大唐开元廿年岁次壬申十二月辛丑朔七日丁未书。

五代时期撰写的《旧唐书》与北宋编纂的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唐玄宗得知突厥王子阙特勤辞世，传旨“金吾将军”率队前往吊唁；并同意突厥的邀请，派遣6名宫廷画师随行，设计墓碑与祠堂（今祠堂已不存，但是墓碑周边尚有石刻遗存）。元代耶律铸（耶律楚材之子）的《双溪醉饮集》也提及了此碑，而且亲自前往，描述阙特勤碑在蒙古旧都和林城外的不远处。

石碑所在年代的历史背景：突厥人是当时草原民族的“泛称”，公元5世纪建立“突厥汗国”，同时发明了草原民族最早的文字——今天称为突厥Lunic文、或者突厥文（Turkic script），也就是丹麦学者所说的“鄂尔浑－叶尼塞”文字（“叶尼塞河”与鄂尔浑河交汇，流入北冰洋）。这种文字的形状非常独特，完全不同于亚欧其他民族的字母符号。

国内的书法展上，摘自“阙特勤碑”的突厥文，大意是邀请唐朝匠师，为墓碑设计和雕刻。

突厥汗国在6世纪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，先后在7世纪被唐朝灭亡。今天的土耳其是西突厥的一支、突骑施Turkish部落的后裔，一说是西突厥的分支塞尔柱突厥人，经过数百年融合，迁徙到西亚建立的政权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，奥斯曼是开国君主的名字），类似的情况还有土库曼斯坦，以及很多中亚、高加索国家。他们的语言都属于突厥语族，不过今天主要借助阿拉伯文，或者使用拉丁字母书写，石碑上的突厥文已经失传。此外，土耳其、土库曼的国号虽然与突厥是同一个词源，也信奉自己是突厥人的直系后裔，但是有学者指出今天中国新疆的撒拉族，更接近历史上的突厥人。

汉字碑文的拓片。

东突厥贵族在8世纪一度复国，史称“后突厥汗国”。阙特勤正是开国可汗的养子，后来反叛杀害可汗，拥立自己的兄长登基，唐朝册封为毗伽可汗。后突厥在建立之初与唐朝时有交战，后期大抵遵循睦邻友好，承认唐朝的“天可汗”地位。双方贸易繁荣，长期互市。史书记载，西藏的吐蕃王国派人联络突厥，欲结同盟，共伐唐土，结果毗伽可汗将吐蕃的信件送给唐玄宗，以表忠心。因此有了阙特勤去世后，唐玄宗甚为痛惜的碑文传世。

然而令人们惊异的是，突厥文所写的碑文内容，并不是汉字碑文的翻译，甚至大相径庭、充满敌意的味道——你可以持阴谋论的态度，怀疑欧洲学者的解读居心叵测，但是目前为止，这种解读仍然是学界公认的，而且丝毫不与我们要说的唐代价值观，或谓当时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，有冲突和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