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德太子画像  四天王寺收藏

飛鳥時代 あすかじだい（飞鸟时代）

飞鸟ASUKA一词在日文里很不一般，今天广泛用作人名，男性如果叫ASUKA，汉字写法仍然是飞鸟，但是女性叫ASUKA，写成汉字则为“明日香”。飞鸟时代的得名，是根据日本最早的佛教寺庙——飞鸟寺（后来的法兴寺），遗址位于今天奈良附近叫做明日香的村子（也就是飞鸟的意思），时间大致是从公元592年推古女皇继位、圣德太子摄政，到公元710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为止。

注意日本早期的模式——没有固定的首都，迁都频繁，不过政权和王室的中心舞台从飞鸟时代一直到平安时代，始终在“近畿、畿内”（奈良、大阪、京都一带）。著名的平城京正是今天的奈良。可以说，奈良就是日本的西安，也是亚洲最知名的千年古都之一。

在日本艺术史上，前期被称为飞鸟文化（指圣德太子改革之后，中国南北朝和隋代文化传入日本的时期）代表作是斑鸠寺（后来的法隆寺）——世界“现存”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、没有之一，也是国际上久负盛名的“世界遗产”。其建筑设计兼有中国南朝和北朝（北魏）的风格，这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难觅。后期称为白凤文化（指大化改新之后，深受中国初唐文化影响的时期）代表作是药师寺，也在世界遗产名录。

佛教和汉字的传入

古坟时代的“部民制和氏姓制”（部民即地方部落统治的百姓、奴隶；氏姓即各个部落首领通过血缘和亲属关系，共同拥立最强大的氏族成为世袭的盟主——大和大王）显然这种政体仍然停留在原始落后的国家形态，而奢华庞大的古坟工程引发了众多部民的反抗；同时大和王国向朝鲜半岛扩张遭到高句丽的遏制，导致中央与地方也爆发了冲突。

公元527年，九州的豪族首领磐井（封号筑紫君，筑紫即今日九州岛的古城）联合新罗王国，背叛大和朝廷，史称磐井之乱。叛乱虽然被镇压，但是严重动摇了中央政府的威权，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急需一种新的哲学体系、主流意识。就在公元538年，百济王国圣明王赠送给日本第一尊佛像，在大和朝廷掀起了不小的轰动（也有观点认为百济献佛是飞鸟时代开始的标志，古坟时代后期和飞鸟初期是重合的）。

前文提到的百济王国“五经博士”，代表人物名叫王仁，日文尊称为“和迩吉师”。他正式将“漢字”随《论语》十卷一齐引进日本。汉字不仅用于认读中国典籍、抄写佛经、书写文件，更为没有自己文字的大和王国提供了传播文化的途径，就像欧洲认为指南针和火药为大航海时代准备了先决条件。

不过，儒学进入日本的过程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当时的客观情况并没有系统地引进这一中国官方学说，不过对日本的执政者有很大触动——例如中央集权制的儒学国家模式，圣德太子本人非常神往。

因此对待佛教的传入，大和朝廷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权臣家族——排佛的物部氏和崇佛的苏我氏。物部氏属于勋旧派，坚持原始宗教信仰（日本神道教的前身“古神道”）；苏我氏通过与王室联姻成为外戚、新贵，最终在公元587年，趁用明天皇病逝之机，消灭了物部氏，独揽朝政大权。随后苏我氏册立了崇峻天皇，但是不甘于成为傀儡的崇峻天皇，最终在公元592年也被苏我氏杀害，同年12月（一说593年）苏我氏册立侄女“炊屋姬”继位，是为推古天皇（日本第一位女天皇）。用明天皇之子“厩户皇子”摄政，这就是后世尊称的圣德太子（日本早期的封号、人名、地名，经常是汉字直译书写日语发音）。

推古女皇仍然是傀儡君主，真正的决策者是圣德太子、以及与之联袂的苏我氏家族。佛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在贵族中间流行（全民信仰要等到镰仓时代）。圣德太子下令从中央到地方、宫廷到权贵，广兴庙宇、举国崇佛。

公元596年，苏我氏修建飞鸟寺与飞鸟大佛（今天局部复原重建，一说大佛早已建立）；公元607年，圣德太子在自己的斑鸠宫附近，建造了上文所说的斑鸠寺（法隆寺）。同期的王室寺庙还有四天王寺、法起寺、中宫寺等等。据说参与设计的工程师，很多是来自百济王国的渡来人。截止到公元624年，日本一共建立寺院46座，出家僧尼超过1300人。今天，日本有9000多万人声称信仰佛教，很多人同时也信仰神道教。这种不同宗教从对立到融为一体的形式，日文称为“神佛合习”，比较类似中国唐宋之后的所谓三教合一。

今天大阪重建的“四天王寺”

圣德太子的改革

引进汉字书写、亚洲大陆的能工巧匠，这些技术层面的革新并不能解决大和王国的社会发展矛盾，所以佛教和儒学作为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武器。与此同时，圣德太子派人撰写了《三经义疏》弘扬佛法，编纂了《天皇纪》和《国纪》等官方史书，据说《天皇纪》将大王的称号正式改为天皇，但是与《国纪》一起在后世散佚，可信度不高。已知最早出现天皇一词的文字记录，是飞鸟时代后期的天皇木简。可以确信的是，圣德太子的主旨和初衷是开启“王权神化，天赋皇权”，从而确立君臣、家国、尊卑等统治秩序。据日本史书的记载，圣德太子是一个天资聪颖、智力超群的卓越政治家、领导人、总舵手（圣德太子的画像一度印在二战后日元的纸币上，见下图），尽管有后人“炒作”的意味，但是有一点记载是真实的——他熟读儒学经书，踌躇满志，所以与其说“钦慕中华”，不如说追求“大和能够成为像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制帝国”雄踞一方。

20世纪50年代陆续发行的日元纸币，从一百元到一万元，都印有圣德太子的画像。

因此对日本全国来说，更直接、更务实的举措就是改革。公元603年，圣德太子制定了“冠位十二阶”，效仿中国官员等级划分，用不同颜色的帽冠区分官阶。第二年即604年，圣德太子亲自起草了著名的“宪法十七条”。不少观点认为这是“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”，但是也有分析指明这部名义上的宪法仅仅是宫廷、官僚、贵族之间的“道德准则”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法典应当是大化改新之后的《近江令》。但是，《宪法十七条》充分体现了圣德太子的指导思想，即儒学伦理观、王权与仁政的价值观，意图建立一套参照中国哲学体系，规模等效的政体和制度。与此同时，外交与内政并行展开。公元607年，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（男性）率大臣、学者、僧侣出使中国，史称遣隋使。代表人物有南渊请安、高向玄理、僧旻，他们在中国留学生活十多年。

然而后世再多的溢美之词，也让人质疑圣德太子改革的成效。改革虽然起到了限制贵族勋旧势力，强化中央王权的作用，削弱了原始的氏姓制——冠位十二阶后来发展到四十八阶，诣在提升中小贵族、庶族参与朝政的机会（蛋糕均享，缓和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）——但是造成社会主要矛盾的部民制并没有解决，显然是与圣德太子初衷相违背，但是圣德太子以及整个大和朝廷，不愿意真正从国家制度入手，仅仅希冀新道德、新准则，新宗教……诚然他的心血促使佛教成为贵族上层的共同信仰，毕竟并没有向社会平民和中下层普及（这么说可能过于肤浅，也许可以抛开阶级论调，不排除圣德太子用自己虔诚的信念，在本国原始的意识形态下，能够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为后世树立一个有信仰的治世）。

尽管如此，圣德太子改革的最大价值，是日本“文明开化”的先声，这仅仅是日本社会变革的开端和序曲。因此我们可以郑重宣布：历史上所说的日本、文学作品中的日本……终于被一缕曙光——或者说斑鸠的光芒，照亮了未来千年的容貌。

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筑——法隆寺“金堂”与“五重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