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土的“战马”头盔

古坟时代 （古墳時代 こふんじだい）

与渡来人归化的争论相对，与渡来人侵入的主题相通，中日关系也有个戏剧性的插曲：让不少中国人莫名的振奋——这就是徐福东渡的传说。

在李炯才的书中，同样引述了台湾作家卫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新锐观点：“神武天皇即中国秦代的徐福”。这种说法虽然在国人间流传甚广，但是存在无法解释的诸多疑点。徐福东渡的故事在中日古代就已经广为人知，日本多个地方（比如和歌山）都有徐福定居的传说，而且成为当地的“药神”，保佑人们长生不老。今天日本也有不少“衣冠冢”，甚至在传说的最初登陆地建有徐福公园。

可是将徐福定调为神武天皇是没有确凿证明的——至少在时间上不对等，徐福是公元前3世纪的人物，大和王国的出现要等到公元5世纪前后，而神话中的神武天皇被定格在公元前660年“开国”（学界基本断定是后世根据谶纬算法，虚构得出的时间）。

会不会是徐福及其部众的后裔所建呢？无人知晓，现代考古探明，日本皇室的祖先可能和朝鲜半岛有着血缘联系（参考第二话）。当然不是认可韩国的意淫史观，而是在DNA上，大和民族的直系祖先，很可能起源于亚洲大陆的沿海地区——与韩国类似或者同源的族群，而且长期受到汉民族在“经济”上的影响，例如稻米种植技术以及农耕铁具的使用。

日本飞鸟时代的典籍称，渡来人从古坟后期开始，也有大量来自中国（汉民族）的移民，他们或姓秦氏、或姓汉氏，很可能是移民表明自己是强大的秦朝或者汉朝的后裔。至于中国本籍的具体姓名与身份，很难确定，中国古代史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直接记载。

他们多数被安排在畿内定居，担任官职，以至成为当地的望族、贵族，也许这就是徐福东渡故事的原形——但是可以断定，汉族移民与弥生时代的渡来人，基本无关，汉民族并非日本民族的直系祖先。

日本此时的历史进程被后世称为古坟时代，大致是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6世纪末。古坟承接弥生时代，考古学上完全成立，但是整个时代的三个世纪中有一半的时间，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，包括弥生时代如何结束、古坟时代又是缘何开启，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悬念——牵连到天皇家族诞生的神话。

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大量宏伟神秘、造型华丽的贵族夯土墓地（包括传说中早期天皇的陵墓）出现在本州岛，目前已经发现71座，多数集中在奈良和大阪盆地周边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2009年发现的奈良县樱井市箸墓（平假名はしはか）古坟及周边类似城市建筑遗迹，被测定时间符合《三国志》记载卑弥呼女王的公元3世纪后期，古坟也被推测是卑弥呼女王的陵寝，因而也有说法卑弥呼女王是古坟时代诞生的标志。遗憾的是，这座古墓被“日本宫内厅”列为皇族陵墓，法律禁止挖掘，所以世人目前无法一睹真相和奥秘。今天的奈良、大阪、京都一带，在古代叫做“大和”地方（后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区域：畿内），古坟和之后的飞鸟也被统称为“大和时代”。

按照《梁书 诸夷传》的说法，邪马台在中国最后的亮相，是公元226年，卑弥呼女王的继任者壹与（台与）派遣使臣到晋朝入贡。之后邪马台失踪于东海的彼岸。人们深信当时发生了战乱或者其他不可抗力，导致整个日本与中国在长达近150年的时间内失去了联系，今天日本称为“不为人知的一百年”，所以当时的中国史书没有记载这段100多年的人物与事件。一直到公元5世纪，“倭之五王”才重新在中国的史书登场。

因此日本最初的国家雏形就此消失于地平线，然而大和政权的建立，正是在这段失落的岁月里诞生的，考古学上正是大量古坟的涌现。显然，日本的历史没有中断，或者说邪马台并没有真正消失，甚至人们有充足理由坚信邪马台的族裔，在结束内乱后，重新组建了政权。

目前学术界对邪马台存在的位置，主要是两大假说。

九州说：主要依据是方向吻合。九州岛距离亚洲大陆最近，与朝鲜半岛仅隔对马海峡，也是弥生族群最先定居的地点。中国从西汉时代设置了“朝鲜四郡”，直接统治朝鲜半岛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：倭在“带方之南，东南大海中”。带方是朝鲜四郡之一，今天韩国的首尔（汉城）一带。著名的金印在福冈北岸的博多湾出土。福冈是九州最大的城市，博多湾恰巧也是13世纪蒙古（元）军队登陆日本的地点。

不过邪马台并不在博多湾，日本学者根据《三国志》的地理描述，推断出金印属于当时臣服邪马台的一个小国。后来在福冈南部的筑紫山脉，当地发现了一处庞大的弥生时代遗迹，九州说认为这里正是邪马台所在地。

畿内说：主要依据是距离吻合。九州说的最大不足，一个是筑紫山脉的位置仍然不能服众；另一个是关键没有发现《三国志》记载卑弥呼死后的“大冢”。因此很多日本学者提出本州岛西部的畿内地区，在距离上基本吻合《三国志》对邪马台的推算。特别是上文说的奈良县樱井市古坟，是畿内说目前最给力的证据。

悖论和疑问：今天在考古等科学手段的支持下，畿内说更具有说服力，也符合人们预期的逻辑——邪马台与大和是前后继承关系。但是畿内说也有一个疑问：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讲述的“神武东征”如果是真实的，势必倾向九州说。尽管这两部后人编纂的神话史学可信度存疑，然而有趣的是，神武东征恰好反映了这一关键时期的某些记忆片段，可以解释大和王室如何从九州（岛）迁移本州（岛）。所谓东征，是讲述神武天皇从今天九州岛北部，渡过濑户内海，在本州岛中部建立国家王权的一段传说。今天可以解读为弥生族群对原属于绳文族群的本州岛领地，展开争夺的史实加以文学虚幻化。

因此绕开神话与传说，今天日本皇室（大和王族）的前身，或者说第一个男性祖先——也就是神武天皇的原形，实际是古坟时代一支部落豪族的军事首领，或者是农业祭祀的精神领袖（两者的混合体），通过征服其他部落（向其臣服）的形式，组成日本当时基本的政权构架。

所以从邪马台的消失，到大和王国的登场，最重要的政治形态变化就是世袭制的确立。另外也可以将早期虚拟的天皇形象，看作是所有豪强部落共同的精神偶像，特别是祈祷农业的祭祀仪式，通过宗教信仰（神道教的起源）追溯到太阳神（天照大御神，原形是邪马台的女巫统治）。

亚洲大陆再掀波澜？！——“骑马民族征服论”。

这在忧患意识浓郁、危机意识强烈，不乏悲情主义色彩的日本哲学中，使得古坟时代的悬念再深陷一步。一百多年的“蒸发”被担心不是孤立发生的，一海之隔的亚洲大陆发生的状况即是证明。

中国在东汉帝国瓦解后，长期处于分裂与战争交织的国家形态。尤其是西晋崩溃后，陷入更加动荡的乱世。有一首唐诗描绘的最为写实：“黄头鲜卑入洛阳，胡儿执戟升明堂。晋家天子做降虏，公卿奔走如牛羊。……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晋语。”——张籍《永嘉行》。史书的定调是“五胡乱华，衣冠南渡”，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
日本出版的中国历史著作，称为“中华的崩坏与扩大”。更为“巧合”的是，世界历史范围的“全球化”，亚欧大陆的两端（罗马帝国与中国）均在这个时期爆发了异族的入侵、以及旧文明的终结和政权的覆灭。既然世界都未能幸免，邪马台（大和）能否独善其身？这正是日本的担忧所在。

中国所说的“五胡”主要是生活在亚洲草原的骑马游牧民族，实际上远不只五个，还有一个被忽略的狩猎民族——高句丽，被看作是东北亚3世纪到7世纪的风暴中心。高句丽最初是汉帝国征服的边疆民族，主体是东北亚原住民扶余族的一支。

相传公元前37年正式建国，都城在今天的辽宁桓仁县境内，公元1世纪，高句丽受到汉朝的军事遏制，迁都到丸内城（今天的辽宁丹东），随后长期与汉族的中原王朝互相征伐。公元244年，三国曹魏攻打高句丽，摧毁了丸内城，国君东川王战败逃跑。

等到五胡十六国驱兵千里，黄河到长江横尸遍野，“中原士族，十不存一”、“洛京倾覆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”。高句丽顺应“天意”开始反击，迅速占领了汉代的朝鲜四郡，定都平壤。迫使半岛南部的百济臣服，新罗岌岌可危。高句丽甚至在“广开土王”时代，向北扩张到今天的松花江流域。

此时此刻的日本，仍然是尘封的记忆。直到一块广开土王时期的石碑记载，公元391年之后，倭国士卒时常渡海到朝鲜半岛沿岸，与高句丽军队作战。由此可知，似乎日本不仅没有受到陆地民族的侵扰，反而从海岛向陆地扩张。不过今天日本境内出土了不少古坟时代的“马镫”以及其他骑兵或者类似骑马民族的文物。这些物品的样式被认为类似朝鲜半岛同时期的文物。

从现有已知的证据，日本被异族征服的观点还是难以成立的。从后来的文献看，大量躲避陆地战乱的移民，包括百济王国“五经博士”在内的渡来人，对大和王国起到了“技术性”援助（注意不是制度性），极大促进了大和王权在日本列岛的统治与繁荣。（备注：五经博士是中国汉代官职，汉化的百济亦有此设置）

日本的“复出”——倭之五王

根据《宋书·蛮夷传》记载，公元413年，第一位国王“赞”，主动遣使向当时的东晋进贡。继任国王“珍”（赞之弟）、之后的国王“济”、“兴”、“武”（兴之弟）均在各自登基之始，以及中国政权更迭之时遣使来朝。到公元502年为止，大和一共向中国的南朝派遣使节13次。此外，《宋书·蛮夷传》记载，公元420年，宋武帝册封百济国王为“镇东大将军”。大和国王珍认为，百济的封号在倭王之上，于是在公元438年入贡，要求任命自己为“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”。宋文帝未允，只同意之前的封号——“安东将军、倭国王”。

其中的国王“赞”，后人猜测是神话中的“仁德天皇”，很可能是古坟时代最大陵丘的主人。国王“武”，后人猜测是神话中的雄略天皇，他在送给中国皇帝的信中写道：“征服东方55国、北方95国、西方66国”（国＝部落）。由此可见，倭之五王时期的大和王国，处于高度发展的时期，其间的扩张很可能是向本州岛东部和九州岛南部，或许可以参考为神武东征传说的渊源之一。

九州岛南部的熊袭（隼人）、本州岛东部的虾夷，都说日本列岛原住民的后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