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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埃及壁画

人类历史的意义,在于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的比较。阿诺德·约瑟夫·汤因比(Arnold Joseph Toynbee,1889-1975)的著作、学说、思想,对今天最富含价值的启示,不是作为教科书的信条,而是一种历史观——站在宇宙的视角去审视人类自身,绝非我们自己“仰望星空”歌颂宇宙,却浑然不知“己命之外”。

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历史观,曾经举世瞩目,轰动一时。汤氏本人被冠以20世纪世界史学的集大成者,也被奉为思辨史学的开山宗师。但是与此同时,他的学说在学术界也广泛受到各种“挑战”。

例如很多学者仅仅承认汤氏擅长“古希腊-罗马史”,但是对他在除此之外的领域颇有微词。时至今日,汤因比的系统理论被质疑是机械的,同样面临过时的处境。因此欧美学界继续衍生诸多新的学观点,例如冷战结束后开始流行的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》;也有重新思考欧美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说,例如弗朗西斯福山(日裔美国学者)所著《历史的终结》等等。

汤因比最为人知的“正面”之外,很多人深信汤氏有着学者光环下的“背面”——忠诚的盎格鲁-萨克森文化的传道者,其代表作《历史研究》被认定是英国官方资助下完成。对欧美持有警惕心理的人难免义愤填膺,他们声称汤因比倡导的学说,并非是在学术上探索全人类的福祉,而是用高雅手段包裹下的政治暗示,幕后隐藏的是英国自身的政治利益。

冷战时期的苏联,批判汤氏学说之声一向不绝于耳,这是意料之中的。然而苏联的后期,官方态度貌似接受。就在汤因比辞世十余年后,苏联帝国寿终正寝。你也许可以从中怀疑汤因比学说的真实动机,但是凭此释放汤因比名为历史学家实为国际政客的“雾霾”,未必是高明的,因为一名学者真正的才华,以及为了成就如此才华而付出的艰辛,恐怕远远超过反对者投鼠忌器的政治龃龉(苏联究竟毁灭于自身还是外界,相信世人自有公断)。

这些如同“启示录”一般的思辨直到今天,仍然为人类文明传递着“正能量”。欧美世界以外的“反对者”应当清楚一个常识,即使汤因比的学说是一种危险的思想,那么想要真正实现反驳,也只能是与之相对的思想,而不是意识形态上去钳制,禁锢思想是灾难性的。据说撒切尔夫人曾经放言,“中国在未来不会产生……削弱西方国家具有传染性的学说,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,而不是电视节目。”

 

旧的认知

汤因比将人类“文明的模式”主要划分为三种:希腊模式、中国模式、犹太模式。这里的“希腊模式”是指古希腊为典型代表的、人类文明从分裂走向统一过程的形态,特点是政治分裂、文化统一;“中国模式”是指人类文明实现政治统一之后,再分裂再统一的形态,特点是治乱兴衰、朝代更迭,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国内非常熟悉的“历史周期率”;“犹太模式”则是一种特殊的形态,是指人类建立的统一政权灭亡之后,并没有以分裂的地方政权继续存在,而是流散于其他文明之中,却能够坚守本民族原先的文化信仰,没有被完全同化。

汤因比教授通过比较历史上各个(成熟的)人类文明之后,因此总结出“古希腊与中国模式”——认为普遍适用于人类文明的规律。希腊模式适用于每个文明的早期,中国模式适用于每个文明的后期。具体到中国文明,秦汉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,与希腊模式非常契合,政治分裂、群雄逐鹿。每一个诸侯国均可以视作古希腊的“城邦国家”,他们的文化是统一的——相同的文明属性;秦汉政治统一之后,开始遵循汤氏概括的模式,就像继承古希腊文化的罗马帝国,也开始进入大一统政权的(中国)模式,直到终结瓦解。

关于文明的演进,汤因比提出了著名的“挑战-应战”论,国内也称为“刺激-反应”论,简单说是环境(不仅是地理,也是人文的)挑战,各个文明的应战。美国学者费正清(John King Fairbank,1907-1991)借用此说并大力推广。如果从学术风格上比较,费正清教授主编的《剑桥中国史》相当乏味,很可能无法媲美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以及《人类与大地母亲》,毕竟《剑桥中国史》只有“宏篇巨作”的形体,何况隐约可见一种令人不快的色彩,让人们的视野被阴郁笼罩。不过,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女士所作《梁思成与林徽因》反而会“轻松”很多

这里有必要申明,这里所指的人类“东西方文明”,系自然地理、文化角度的分类,并非政治领域。实际上,政治层面的东西方分类,是冷战时代人为的、反文明的,无论是欧美还是对中国来说,仅仅按照政治立场或者制度分类,本身就不是科学的,应当还原历史的角度去切入问题。

今天的世界至少在表面上继续恪守“挑战-应战”的游戏规则,而且对中国有着更深刻的意义。如果以“中国特色”为借口视而不见,不如退回到康熙元年(海禁、迁界)——问题的核心在于,无论中国是否愿意回应,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会一直会存在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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